2014 年癌癥報告顯示，近年來我國胃癌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數均居世界*，接近 50% 的新發胃癌病例來自中國。 然而，我國對于胃癌的診斷、治療以及患者預后預測方面的規范還亟需完善。 對于病理醫師而言，除了給患者提供規范化和信息詳盡的病理報告之外，還需要對胃癌組織進行相關標志物的免疫組化檢測，從而對胃癌患者的個體化治療和預后預測提供依據。

胃癌診斷和鑒別診斷相關免疫標志物
普通型腺癌，如管狀腺癌、如頭狀腺癌、黏液腺癌、低黏附性癌或者上述組織學類型的混合性腺癌，常出現腸上皮 (表達 MUC2、CDX 鄄 2 和 CD10 等) 或小凹上皮 (表達 MUC1、MUCC 和 MUC6 等) 表型特征，它們的診斷通常無需借助免疫組化。 
然而，一些特殊類型的胃癌，如低分化神經內分泌癌、肝樣腺癌 / 產生 琢鄄 AFP 的腺癌、胃癌伴淋巴樣間質 (多與 EBV 感染有關)、絨毛膜癌等，常需免疫組化標記協助確診。
低分化神經內分泌癌: 形態學特征與肺低分化神經內分泌癌相似，分為大細胞和小細胞兩種類型，常出現多灶性或大量壞死，且核分裂象 > 20 個 / 10 HPF。 可選擇 CKpan、Syn、CgA、CD56 等免疫組化指標鑒別。
肝樣腺癌 / 產生α-AFP 的腺癌: 大多數病例類似于肝細胞癌，可見膽汁或胞質內嗜酸性小球；局灶區域可見典型胃癌形態。 少數病例呈高分化頭狀、管狀腺癌，細胞質透亮，易誤診為普通型胃癌，并且當胃和肝臟同時出現腫瘤時，鑒別診斷比較困難。 需應用免疫標志物如 Hep Par-1、AFP、CK19 和 CDX-2 等進行鑒別，上述 4 種標志物在胃肝樣腺癌中常呈不同程度陽性表達，而肝細胞癌常不表達 CK19 和 CD-2。
遺傳性彌漫性胃癌 (hereditary diffuse gastric cancer，HDGC): 對于能夠滿足胃癌聯合會提出的臨床診斷標準的 HDGC，需進行 E-cadherin 的免疫組化檢測，甚至是 CDH1 基因突變檢測，以便篩選或確診。
具有絨毛膜癌形態學特征的胃癌可標記 β-HCG 和 hPL 等進行確診。  肉瘤樣癌可應用相應分化標志物進行鑒別。
某些重要病理學特征對胃癌的臨床治療和患者預后具有重要影響。 當懷疑標本斷端和吻合圈有低黏附性癌細胞累及或淋巴結內微轉移時，建議標記 CKpan 幫助確診，但同時需注意排除漿膜面間皮細胞增生；若懷疑癌細胞位于脈管內時，可加做 CD31、D2-40 加以驗證，需注意與人工假象 (由于取材等原因將癌組織擠壓入脈管內) 鑒別；若懷疑癌組織犯神經時，可標記 NF 或 S 鄄 100 等加以驗證。 
胃轉移性腫瘤少見，但確診也必須結合臨床病史和癌組織的免疫表型特征加以區分。
胃癌治療相關免疫標志物
1. 胃癌分子靶向治療相關免疫標志物 HER-2 
2010 年，ToGA 臨床試驗結果顯示，對于 HER-2 陽性胃癌患者而言與單純化療 (順鉑 + 5-FU 或卡培他濱) 相比，曲妥珠單抗聯合化療可顯著改善患者總生存期 (overall survival，OS) 和無病生存期 (disease-free survival， DFS) 及客觀緩解率。
 因此，HER-2 狀態的檢測對胃癌患者的個體化治療是非常關鍵的，本共識推薦胃癌 HER-2 檢測方法和評判標準要嚴格按照中國《胃癌 HER-2 檢測指南》進行。
2. 其它一些具有潛在臨床應用價值的分子靶標 
（1）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受體 2（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2，VEGFR 2）
主要作用是介導腫瘤血管形成信號通路。Ramucirumab（IMC-1121B）是一種全人源化的 IgG1 單克隆抗體藥物，靶點是 VEGFR2 的胞外區，阻滯 VEGF 配體的相互作用，抑制受體激活。 
zui近，兩項性、隨機、雙盲Ⅲ期臨床試驗結果發現，Ramucirumab 聯合鉑類和 (或) 氟尿嘧啶類藥物 (REGARD 試驗) 或 Ramucirumab 聯合紫杉醇 (RAIN-BOW 試驗) 與安慰劑聯合相應化療藥物相比，能夠提高初始化療后病情惡化的晚期胃癌患者的 OS 和 DFS。因此對 VEGFR2 過表達的檢測，很可能成為 Ramucirumab 靶向治療胃癌的重要前提。
（2）表皮生長因子受體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receptor，EGFR，又稱 HER1) 
人類表皮生長因子受體家族成員之一，相對分子質量為 1.7x104 跨膜酪氨酸激酶受體。 胃癌中 EGFR 基因突變罕見，而常表現為基因擴增或蛋白過表達。 zui近，有研究發現 EGFR 免疫組化廾 / 卅的胃癌患者很可能富集從 EGFR 靶向單克隆抗體 (尼妥珠單抗) 中獲益的胃癌患者。
因此，對胃癌組織 EGFR 的免疫組化檢測很可能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價值。 EGFR 過表達胃癌患者的預后較差。
MET 隸屬于肝細胞生長因子受體家族，該基因擴增或蛋白過表達被證實為胃癌的驅動因素，多數研究認為 MET 蛋白過表達 (MET 廾 / 卅) 與胃癌患者較差預后有關。有報道顯示，對化療不敏感的胃癌患者出現 MET 蛋白過表達，給予 monovalent MET 抗體治療后隨訪 2 年出現*緩解。因此，對胃癌組織 MET 的免疫組化檢測也具有潛在的臨床應用價值。
總之，目前有限的臨床試驗資料顯示 VEGFR2、EGFR 和 MET 可能是胃癌潛在的分子靶標，但仍需大樣本多中心臨床試驗加以證實。 因此，本共識建議各醫療機構可根據患者實際情況和本單位工作的實際情況酌情進行免疫組化檢測。
3. 胃癌化療相關免疫標志物  
Ki-67 是一種細胞核抗原，非 G0 和 G1 期細胞均可表達，常用于評價腫瘤細胞的增殖活性。 細胞毒性化療藥物只對進入細胞分裂周期 (G1、S、G2 和 M 期) 的腫瘤細胞有效，Ki-67 陽性率高意味著更多癌細胞進入細胞分裂周期且有可能對化療藥物治療更有效。
近年來，一些研究者通過對相關標志物的檢測來預測胃癌患者對紫杉醇、氟尿嘧啶以及鉑類等化療藥物敏感與否。
研究發現 β- 微管蛋白 -Ⅲ(β-tubulin Ⅲ) 表達水平很可能與紫杉醇療效及患者預后呈負相關；胸苷磷酸化酶 (thymidinephosphorylase， TP) 的高表達與 5-FU 和卡培他濱的療效成正相關，TP 高表達且 β-tubulin Ⅲ低表達的胃癌患者對卡培他濱聯合紫杉醇療效明顯提高，可達 80% 以上，OS 也明顯延長。
通過免疫組化檢測核苷酸切除修復交叉互補基因 1(excision repair cross-complementation group 1， ERCC1) 能夠有效評判胃癌患者對鉑類化療藥物的敏感性；胃癌中胸苷酸合成酶 (thymidylate synthase， TS) 高表達與以 5-FU 為主化療敏感性下降有關。 
目前，上述標志物的蛋白表達狀態與胃癌患者預后以及相應化療藥物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大樣本研究進一步分析。
總之，對于胃癌化療藥物相關免疫標志物，本共識推薦對胃癌組織進行常規 Ki 鄄 67 檢測以評估癌細胞的增殖狀態，并為術后化療療效提供參考。 對于與化療藥物療效預測相關的免疫標志物，如β-tubulinⅢ、ERCC1、TS、TP、BRCA1 等，目前對其蛋白表達水平免疫組化檢測的臨床應用價值有限，故不推薦常規進行免疫組化檢測。
胃癌預后相關標志物
近年來， 一些潛在的富集胃癌干細胞的標志物 如 CD133、CD44 和 Lgr5 等與胃癌的生物學行為和患者預后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 胃癌中 CD133 陽性表達模式分為腔緣陽性和細胞質陽性。 胃癌細胞如果出現細胞質 CD133 陽性，那么這些細胞就具有很高的惡性生物學行為，且與腫瘤進展、化療耐藥、復發以及較差預后均有關系。 
因此，胃癌細胞的細胞質呈 CD133 陽性可能有助于患者預后預測。
CDH1 基因是一種腫瘤抑制基因，其編碼的 E-cadherin 跨膜糖蛋白與細胞之間黏附和上皮分化有關。 該基因突變與 HDGC 和散發性胃癌的發生和進展有關。
  中國胃癌人群中 E-cadherin 異常表達比例約為 46% ，E-cadherin 失表達是胃癌患者的獨立預后因素，原發癌陽性 / 轉移癌陰性者比二位點均陽性者預后更差。 E-cadherin 陰性 / β-catenin 核陽性常與胃癌組織分化差、黏附性丟失、浸潤能力強、腫瘤進展、預后差等相關。 
因此，本共識推薦可酌情選擇 CD133、E-cadherin 來預測胃癌患者預后。
總結及展望
綜上所述，對于一些特殊組織學類型的胃癌，需要進行相關免疫標志物染色來加以確診，如低分化神經內分泌癌需要標記 Syn、CgA、CD56 和 Ki-67 等；肝樣腺癌 / 產生 α-AFP 的胃癌需標記 Hep Par-1、AFP、CK19 和 CDX-2 等；絨毛膜癌需要標記 β-HCG 等。 
在胃癌治療和預后方面，強烈推薦進行常規 HER-2 和 Ki-67 等胃癌相關標志物的免疫組化檢測；對于具有潛在臨床應用價值的分子靶向標志物如 MET、VEG-FR2 和 EGFR 等可根據各醫療機構胃癌患者的治療現狀酌情選擇進行免疫組化檢測。
在胃癌化療方面，β-tubulin Ⅲ、ERCC1、TP、TS 及 BRCA1 等標志物對于預測胃癌化療敏感性方面的作用尚存在爭議，故暫不推薦常規免疫組化檢。
E-cadherin 對于篩選 HDGC 以及預測散發性胃癌患者預后方面具有潛在臨床應用價值，可酌情選擇性進行檢測；CD133 作為富集胃癌干細胞的標志物，能夠反映胃癌的生物學性狀和患者預后預測，也可酌情選擇性進行免疫組化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