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食以安為先，食品安全問題一直是社會頑疾，*都在為解決這個大難題努力著，從早些年的三鹿奶粉事件開始，我國食品安全面臨的挑戰。經過多年的整治和社會各界的監督，近幾年食品安全問題有所緩解。隨著號稱*zui嚴的新《食品安全法》的實施，在法律制度上，比起舊版無論從生產管控、監督機制，同時在食品生產法律約束、法律責任層面也規定了更加嚴格的內容，為我國營造良好的食品環境撐起保護傘。然而法律的存在需要執行者的實施，食品安全監管也同樣非常重要。　

我國食品安全監管存漏洞　　　　

大產業，弱監管。發達國家歷史表明，食品安全事件的爆發都是在農業人口數量下降到總人口的50%以下時出現的。當前我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達到55%，隨著食品加工業的擴張，從農田到餐桌的鏈條越來越長，發生問題的概率增加。同時我國城鄉恩格爾系數處于35%左右，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不高，各種層次食品消費需求交織，低端市場的廣泛存在誘發企業機會主義行為。復雜的消費結構催生出“多、小、散、亂”的產業結構，截至2014年底各類有證的食品生產經營主體數量已達1100多萬家，無證的小作坊、小攤販、小餐飲更是不計其數，食品安全的產業基礎極為薄弱。監管主體和對象比例嚴重失衡。“大產業，弱監管”的矛盾十分突出。　　　　

不設防的農村，高風險的城市。食品安全的內涵可分為數量安全、質量安全和營養安全三個層面，其中數量安全與質量安全具有內在沖突。中國用*9%的耕地養活了20%以上的人口。這一成就的代價是每年消耗32萬噸農藥，250萬噸農業塑料薄膜和數千萬噸化肥。粗放的農業生產模式過度依賴化學投入品，農藥殘留已成為食品安全zui大的風險。食品產業是全過程鏈條，食用農產品源頭治理壓力加大必然傳遞到下游生產加工、流通消費各環節，過去發生的三鹿嬰幼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都說明了這一點。隨著城市流動人口增多，“生人社會”滋生了各類利益驅動行為，安全風險不斷聚集。為回應消費者訴求，政府加大了城市食品安全監管力度，但城鄉之間基本監管服務并不均等，“問題食品”又轉而流向農村監管薄弱地帶。于是，“不設防的農村，高風險的城市”成為雙向惡性循環。　　　　我國在食品安全監管還處于摸索階段，這幾年來取得的成效已經很明顯，但是要想從根本上解決還尚需時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實施食品安全戰略，形成嚴密、社會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體系，讓人民群眾吃得放心。這是中央用單獨成節的方式在五年規劃建議中闡述食品安全，顯示出該問題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國外食品監管模式可借鑒　　　　

然而在摸索的過程中也需要不斷的學習發達國家的經驗，法律畢竟不能做到面面俱到。但是食品安全監管工作則不能放過任何的細節。有效地落實相關政策的實施并且能嚴格執行才能維護法律的性。　　　　

美國注重源頭控制　　　　

美國的食品安全監管機構歷來通過聘請相關領域的**進駐飼養場及食品生產企業等方式，實現從原料采集、生產加工、流通、銷售及售后等各環節的全程監控。作為食品進口大國，為了從源頭上確保進口食品的安全性，美國食品和藥品管理局、馬里蘭大學等機構于2011年9月15日聯合成立了食品安全培訓實驗室，對來自各地的科學家進行檢測技術、食品安全標準、監管政策等方面的培訓。有效的源頭控制，為構建、立體式食品安全監管體系建立起了*道屏障。　　　　歐盟強調可追溯性　　　　

歐盟《基本食品法》第18條明確要求，凡是在歐盟銷售的食品必須具備可追溯性，否則不允許上市。食品、飼料、供食品制造用的動物以及其他所有計劃用于或預計用于制造食品或飼料的物質，在生產、加工及銷售的所有階段都應建立可追溯性制度。可追溯制度確保了食品從生產到銷售各個環節的追溯檢查，有效提高了處理食品安全事故的效率，同時也是懸在食品行業從業者頭頂的一把利劍，對其形成有力約束。　　　　

加拿大召回管理　　　　

加拿大食品召回分為自愿召回與強制召回，后者需食品檢驗署發布召回令，違反召回令被視為犯罪。食品檢驗署的食品安全和召回辦公室負責對食品召回進行統一決策、對食品突發事件的監管以及與食品緊急事故辦公室的聯絡，該辦公室設有國家的食品召回官員、地區召回協調員及區域召回協調員。召回程序分為五個階段：調查確認危害性存在、確定風險管理戰略、實施召回并在必要時進行新聞發布，核實召回工作的有效性和持續跟蹤檢測。一旦食品安全事故露出端倪，及時必要的召回，有利于穩定消費者情緒，將損失盡可能降低。嚴格的召回制度是保障食品安全的zui后一道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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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戰略啟動 監管仍存漏洞

食品安全戰略啟動　監管仍存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