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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頓抗菌藥物的“硝煙”似乎并不像當初那么濃烈，但的確讓國內的抗生素濫用現象有所改觀。

“更為重要的是，抗菌藥物整治活動讓臨床醫生逐漸意識到，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對感染性疾病診斷和抗菌藥物合理使用起著重要的支撐作用。”南京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檢驗學部顧兵說，抗菌藥物整治文件中已明確要求，臨床醫生在使用抗菌藥物時，必須要采集標本進行微生物學檢驗。

的確，我國細菌耐藥形勢不容樂觀，國內主要耐藥菌檢出水平遠高于歐美主要國家。耐甲氧西林葡萄球菌（MRSA）、耐萬古霉素腸球菌（VRE）、多重耐藥銅綠假單胞菌和鮑曼不動桿菌等耐藥菌已嚴重影響臨床感染性疾病的治療。

那么，我國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現狀如何，能否承擔抗菌藥物整治行動后與日俱增的臨床微生物標本？

落后國外

在國內，醫務人員常常把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稱為“細菌室”。由于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為醫院“掙錢”不多，領導重視不夠，絕大多數醫院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規模較小，人員相對不足。

“可以說，都是勉強進行細菌檢驗、真菌檢驗和結核檢驗，對病毒檢驗關注很少，寄生蟲檢驗和分子微生物檢驗幾乎是一片空白。”顧兵坦言。

以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為例，該實驗室面積為1200平方米，實驗室員工75名，服務的床位不足1000張，平均每百張床位配備臨床微生物檢驗人員7~8名。

而我國的情況是：55%的三級醫院只配備了1~3名臨床微生物檢驗人員，35%的三級醫院配備了4~6名臨床微生物檢驗人員，而配有7名以上微生物檢驗人員的三級醫院僅占10%。

如果以每家三級醫院病床數量為1000張來計算的話，國內每百張床位配備的臨床微生物檢驗人員在0.5 人以下，不及國外的10%。

并且，美國UCLA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的亞專科分工也非常細，共有厭氧菌、藥敏檢測、結核、真菌、寄生蟲、病毒學等9個亞專科。

“專業的細化，可以明顯提升檢驗人員自身水平，增強對臨床的服務能力。”顧兵表示。

在對一般的血培養問題上，美國UCLA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要求臨床醫生至少送雙側雙套血培養。如果遇到感染較嚴重的患者，常常連續數天，每天送一套血培養。

數據統計顯示，國內70%以上的醫院每天送檢的血培養還不足10瓶。“并且大部分醫院還沒有做到，血培養基本的雙側雙套送檢。甚至在很多醫院，大部分的血培養送檢為單瓶。”顧兵擔心，這種做法將會嚴重影響臨床感染性疾病的診斷與抗感染治療。

意義更為長遠

“千萬不能指望臨床微生物實驗能給醫院謀多少利，但一份可靠的臨床微生物學報告，卻可能避免數萬元無效抗菌藥物的無效使用，在宏觀上節約更多的醫療資源。”顧兵表示，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的發展關系到感染性疾病的診斷、抗感染治療以及感染控制工作的開展。

那么，我們如何在現有的條件下，發展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呢？

顧兵認為，首先應該得到相關領導的重視，把微生物實驗室的面積、人員數量和儀器設備配備等基本要求，寫入抗菌藥物整治和等級醫院檢查文件，以延緩我國細菌耐藥性的發展，推動抗菌藥物的合理使用。

但畢竟臨床微生物學知識更新較快，新發傳染病、新的檢測方法、新的細菌耐藥問題等層出不窮。

“這就要求臨床微生物檢驗人員，能夠與時俱進地對新的臨床微生物學知識進行學習，經常閱讀專業的期刊和書籍，以及CLSI（美國臨床實驗室標準化組織）新的規范文件。”顧兵說。

而針對于即將到來的分子微生物診斷時代，顧兵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分子生物學方法用于臨床微生物的快速診斷，將是未來的發展方向。但目前國內一些實驗室，卻把分子室和微生物室設為兩個獨立部門，“這顯然不合理”。

“未來的臨床微生物學的學科需要進行頂層設計，即將現有的實驗室與血清學實驗室和分子生物學實驗室進行整合，并注意發展和規劃病毒學實驗室和寄生蟲學實驗室。”顧兵還建議，在有條件的教學醫院，還可以考慮設置教學與研究實驗室，或設置轉化臨床微生物學實驗室。

此外，臨床微生物學檢驗人員還應注意加強與臨床醫生和感染管理人員的溝通與交流，將臨床微生物檢驗結果用到臨床感染性疾病的診斷和治療中，用到感染防控中去。

“或許，幾年后，微生物檢驗報告也能像生化檢驗報告那樣，當天便能發出報告。”這不僅是顧兵期望的，也是臨床微生物學檢驗人員共同努力的方向。